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名叫巴甫里克的学生。他刚入学的时候，是一个多么活泼、好动、好奇心强的孩子，过了不久，他就变得沉默寡言，过分地守纪律、听话和胆小了。
在入学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我就能感到他和别的孩子有些不同：一年级的同学们能够很容易地把单个的字母拼成音节并且朗读出来，而他不知为什么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这个字母跟另一个字母分辨出来，同学们只要把一首关于美丽的冬天的短诗用心地听两三遍就能记住，可是他无论如何也记不住。女教师专门为他一个人把那首短诗连续读了好多遍，他也用心地记忆，竭力回想那些词句，但还是徒劳无功。
女教师愤怒地说：“为什么你不好好学习?像这样，放学后我还得陪你补多少课啊?”巴甫里克全身瑟缩着，愁眉苦脸地站在那里。
在校务委员会的会议上，女教师给巴甫里克做的鉴定是 “思维迟钝的儿童。”女教师说：“他对待图画和自然现象的态度很消极，很少思考、比较和对比。对他得一遍又一遍地教。一道应用题，或者一个最基本的依存关系，他思考的时间要比别的孩子多两三倍，”女教师认为，既然巴甫里克是一个思维迟钝的孩子，那他就应当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女教师不仅在学校里给巴甫里克补课，还给巴甫里克的母亲提出同样的忠告。
有几次，我有机会带领孩子们到田野和树林里。一到这种地方，巴甫里克就变得跟在教室里完全不同了。这个“思维迟钝”的孩子，讲了许多他观察植物和动物的有趣的事情。从他的讲述里，我惊异地发现：这孩子有一种能觉察到乍看起来不易察觉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相互联系的能力。过后，我对女教师说：“巴甫里克不可能成为一个学习落后的学生，我们不要用那些音节和应用题把这孩子的智慧束缚住了。”因为有些人总认为：学生在课本面前坐得越久，就会变得越聪明。
巴甫里克面对教科书而苦思冥想的做法一直继续下去。一个月又个月过去了，一个学季又一个学季过去了，女教师竭尽全力要把他“拉到”那个标志着救命的分数线上来。巴甫里克为此吃尽了苦头。他几乎没有时间去参加课外活动。只要他跟同学们一起玩耍的时间久了，女教师就认为他偷懒，不肯用功。而且总的来说，这位女教师本来就认为学生参加课外小组活动，不过是用一点什么事情填补学生空闲时间的一种手段而已。既然她断定巴甫里克不可能也不应当有空闲时间，还谈得上让他参加什么课外小组吗?她说：“别的孩子感兴趣的那些事，巴甫里克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兴趣。”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女教师讲述了下面的事：
“有一次，我带领全班同学到生物室去参观。孩子们在那里看到多少新鲜有趣的事物啊!大家都那么高兴，问这问那，许多学生还想马上就动手做事。可是巴甫里克呢，默默地站着，心不在焉地朝远处的什么地方望着。他在这儿感到枯燥。他的手与任何东西都不接触，这说明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这一次女教师又看错了!放学以后，我走进生物室去。这时发现有谁在朝门里张望。原来就是他，巴甫里克!
“你在这儿干什么?进来吧，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进来了。从这孩子怎样观察那些对他来说是新奇的现象来看，以及从他跟我一起回家的路上所说的那些非常激动的每句话来判断，我开始明白了女教师说巴甫里克心不在焉究竟指的是什么。在那次参观生物室的时候，巴甫里克面前展开了一个新奇的、从未见过的世界。那些植物对他倒是似曾相识的，但是，这里的每一种植物上都有一些新的东西：“西红柿的茎不是直长的，而像葡萄那样弯弯曲曲的，果实也是一串串地悬垂着；洋葱头长得像西瓜那么大，还有黄瓜——真正的大黄瓜，却生长在瓶子里!”巴甫里克睁大了双眼，他在想：这一切都是怎样搞出来的呢?他的想象已经不是在充满阳光的温室里，而是在学校的室外园地上，描绘着奇迹的图画：要是能在学校园地里培育出几十棵这样的西红柿，而且让它们长成一排，结出的果实也像葡萄那样是一串串的，该多好啊!可是，他的算术考不及格，他能去幻想这些有趣的事情吗?这些幻想怎么能说得出口呢……
当我进行这些观察的时候，女教师仍然认为巴甫里克的智力发展只有读好教科书这一条路可走。说来很奇怪，如果这位女教师对巴甫里克不是那么关心，如果她能放手让：巴甫里克的发展接受学校生活那种迅猛潮流的影响，那也许还会好一点——这个孩子的发展还不至于到这样畸形的程度。许多学校里还有这么一批教师，他们“善意”地爱护学生，让学生尽可能多地去抠书本，但他们的这种关心却把事情搞坏了。
巴甫里克十分艰难地从四年级（小学）毕业了。让他升人五年级的时候，女教师提了许多附带条件。她事先向五年级的所有教师介绍了给巴甫里克写的鉴定，还转交了一份巴甫里克所犯的语法错误登记表，以及一份今后应当让他经常复习的算术规则的清单。
在五年级开始学习的最初几个星期，读教科书的时间更长，更加使人疲劳了。先后找巴甫里克的母亲谈话的教师共达8位。但是，与此同时，巴甫里克的生活里也出现了一点新的东西：在许多课堂上，已经不像小学时那样只要求听讲和记忆，还要求动手做一些事情。这类课程给巴甫里克带来了欢乐。使他最感兴趣的是植物课，那位植物学教师善于安排课堂教学，他不仅仅要求学生像平常所说的那样“掌握教材”，而且让学生自己获取知识。他要求每一个学生都缝一个布口袋，做几个纸袋，以便装各种各样的“生物材料”，准备上课时使用。学生们从布袋里掏出的东西，有各种枝、叶、根、茎、花和种子。所有这些，都让学生用放大镜仔细观看，加以比较，并且画直到这时，全体教师才第一次听说，原来巴甫里克是一个非常聪明好学的学生，而他的智慧——用自然学科教师的话来说，是“表现在手指尖上”。这位教师在校务委员会的会议上说：“这个五年级学生会做的事，是有经验的园艺工也很少能做成功的。”
在一节植物课上，学生们在学习用各种方法把果树嫁接到野生砧木上去。教师注意到，巴甫里克是多么细心地切开砧木的树皮，把幼芽跟插条分离开。“这是真正的技艺。”教师一边观察孩子的工作一边这样想，巴甫里克从一棵珍贵品种的苹果树上剪下一根带有两个幼芽的树枝，开始对它仔细地察看起来。
“你在看什么?”教师问。
“能不能不嫁接就培育树苗呢?”巴甫里克反问道，“譬如说，能不能剪下一根树枝，把它栽进土里，照料它，使它成活呢?”
“使我惊异的是这孩子说话时的那种口气。”教师后来回忆时说，“它使人感到，巴甫里克对他提问的事是已经思考过，甚至已经尝试过的。我知道，要使剪下来的树枝特别是苹果树枝生根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是很高明的能手。于是，我回答说：“可以的，但这非常困难，只有米丘林式的园艺家才能做得到。”
“我可以试一试吗?”这孩子问，他的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放学以后，教师领着巴甫里克到暖房里去，详细地告诉他应当怎样准备和进行这一场有趣的试验。
对巴甫里克来说，幸福的日子开始了。他用玻璃和塑料盖成一个小小的温室，里面栽着几根剪下来的苹果树枝。他开始每天用温水浇土，注意使温室里经常保持一定的温度和空气的湿度。有半数的树枝成活了。但是，巴甫里克心里好像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
“那些成活的树枝，是我从树顶上剪下来的。”孩子对教师说，“而这些死掉的树枝，是从树的中部和下部剪来的。这么说，应当从树的顶部去剪取树枝。那样可以多培育出一些树苗啊……”
“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真的太激动了。”后来那位生物教师说，“要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试验者，是未来的学者，天才的园艺家!他不单纯是要达到预定的目标，而且是在探索、研究自然界的现象，当然，他用的是自己的方法，还带一点稚气。”
关于巴甫里克的试验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校。许多孩子都想用同样的方法培育树苗，而成功的只有3人，其中2人是女孩子。而生物教师自己，据他本人承认，连一根树枝都没有种活。
（[苏]苏霍姆林斯斯基）

点评 该“觉醒”的是谁
我以前认为，将应试教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只存在于当代中国，读了这篇短文，才知此官谬矣!
应试教育的一些观念、做法，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苏霍姆林斯基执教的巴甫雷什中学也不鲜见：如认为“学生在课本面前坐得越久，就会变得越聪明”——以牺牲学生的课余时间、兴趣爱好，甚至身心健康为代价，提高学业成绩。（还不能算所有学科，只是诗的音节和算术中的应用题而已）
“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小组，不过是用一点什么事情填补学生空闲时间的一种手段”——把课外活动当做可有可无的点缀。没想到，课外活动正是为个性发展提供了舞台。
当年的苏联未必有十分严重的应试倾向，但由错误或片面教育观念导致的弊端与我们今天教育的种种问题如出一辙。幸好苏霍姆林斯基发现了其中的症结，五年级的生物老师也没像那位女教师那样武断。于是巴甫里克得救了。
这个故事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学不会（暂时的）诗、音节、应用题，就是“思维迟钝的儿童”吗?我们允许不允许一些学生思维暂时处于“迟钝”状态?或者说可否允许个别有特长的学生在个别学科上始终处于“迟钝”状态?许多科学家，发明家学者不就如此吗?无效事例告诉我们，教师不该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个性不同、禀赋不同、兴趣不同的孩子，在学习评价上至少应有两把尺子——较高标准、一般标准，在一些学科上，巴甫里克式的学生达到后者即可。
在女教师手下读书，学生学得累，老师教得累，活泼好奇的孩子失去了自尊、自信；到了五年级生物教师手中却“思维觉醒”了。原因何在？课程变化固然有关——善于动手的巴甫里克如鱼得水，恢复了自信。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两位教师的教育观、学生观、成绩观不同。生物老师更多地看到了巴甫里克与众不同的优点：动手能力强、想象力丰富、观察力强……这位被认为“思维迟钝”的巴甫里克，后来考入农艺学院，成为一名米丘林式的农艺师。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巴甫里克思维的“觉醒，迅猛的智力发展，都与那位生物老师善于成功地开发他的天才有直接联系”。从这个事例中，我认为要想使学生思维觉醒，首先教师使自己的教育观、学生观首先自我“觉醒”，否则，会扼杀多少爱迪生与米丘林式的学生呢!